再谈文学性

前两周发布了《出版和文学可以展开的三个话题》《文学阅读和阅读文学》两篇公号文章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上三段有关文学性的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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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都用文字语言表达，每个人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文学、理解文学，这里没有绘画语言和音乐语言的门槛。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艰涩和障碍在感情、思想、想象方面已经够多了，没有必要在遣词造句上，叙述和描写的结构上弄得过于艰涩，制造过多的障碍。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《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比《尤利西斯》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好，后两部的语言和结构制造了太多的障碍，破坏了文学性更重要的方面。约翰·福尔斯的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体，远没有他的成名作《收藏家》好，过于繁复的文体也是对文学性的损坏。自我节制的语言和结构是文学性的守护神。现代文学的错误在于在文字语言和叙事结构方面做了过多的尝试，其实人们更能接受他们不太使用、不熟悉的绘画语言、音乐语言上的创新，而不能接受他们天天使用的文字语言的创新，与它变得过于疏离。

音乐史、美术史、文学史一直处于噪音和顺耳、变形和和谐、叙事创新和传承这些两元的对立和变化上。文学由于使用的文字语言不如绘画语言，尤其不如音乐语言抽象，是大多数人日常使用和掌握的日常工具，因此人们对它含义的不稳定、含糊的忍耐力就变得十分有限，文学作品的革命性、象征性、多义性总是有限的。美术、音乐的现代主义轨迹远远比文学的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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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世界是想象的、象征的。

这是进入文学必须的门槛。文学不是作家生平和心的传记、不是历史记录，即使采用了写实手法，它也只是想象世界和象征世界。否则它就不是文学。但不少人被锁在写实手法、19世纪现实主义的花园里太久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在这个空间中展开，再加上了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夸张的趣味，写作和阅读的空间受到了约束；甚至严重伤害了文学的本质，让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现实使命，或承担了过多的现实风险。

无论文学是一面镜子映照世界，还是一盏灯照亮自我和他者，它都是想象的产物，是象征的世界：即使文学手法是写实的，文学作品是现实主义的，与当下、过去有着直接的联系，它也是虚构的世界；它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意义的世界，它一旦产生就有着语言所指和能指交织一体、自我生长的含义。因为想象和象征，文学的含义复杂、混合、多义、再生，十分开放，新批评、阐释学、解构主义做了大量专业的研究和解析；也正因为如此，文学批评在上个世纪一直是各类创新思想、方法的导弹试验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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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性一般处于多元和混合的状态。文学性包括语言、叙事（叙述、描写、结构）、情感、思想、想象力等等，但它们几乎不会以独立的状态呈现，有着不同程度的混合。各种作品体现的文学性不同，差异性极大，没有统一的文学性。读者总能在文学世界找到自己偏爱的对应物，并将自己投射进去。

一部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不是实现了全部的文学性，而是非常有特点和个性地实现了一部分；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文学性的多层性、融合性和不确定性，有些甚至接近全部的文学性，提供无限阅读和解释的可能。

文学性是作品的审美性，两者是正关联关系。审美的力量不仅仅停留在语言、结构上，它完全可能超越道德和认知的力量，它有时也包含了道德和知识的力量，并更能显现道德和知识的力量。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性和审美活动是最伟大的客体和心理体验。

这三段话解释了从内部机制来说，为何读者各有所爱；为何一些作品能够成为经典，成为伟大的书；为何审美判断力高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；为何不是越民族性越世界性，而是越文学性越世界性，民族性只是文学性的一部分。